“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只能理解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相反，可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

　　其一，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都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能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罪作准备的行为。由此而论，把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包含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之中，是有法律根据的。。

　　其二，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例如，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行贿1万元，要求其从宽判处，留杀人犯一条命。该法官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以便其有从轻判处的“根据”。对方弄来证明材料后，该法官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凭已有的假证明材料，审判委员会也不一定同意不判死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杀人犯仍被判了死刑。在此例之中，法官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这同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未实现牟利目的的情形相比，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这类已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行为的情形，解释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

　　其三，根据刑法解释论的原理，当刑法对某种犯罪的成立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时，可以在不超出法律规定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作适当的扩张解释。据此，把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符合刑法解释之要求的。

　　其四，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包含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可以克服上述“主观要件说”和“许诺说”无法避免的证据难以搜集、认定带有主观随意性的弊病。因为要证明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或“许诺”(尤其是暗示的许诺)，在行为人未采取行动之前，通常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行为，是表现于外的客观实在，这方面的证据一般不难搜集，这就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