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波律师按语：新刑事诉讼法确实给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嫌疑人带来了便利，这一点，所有辩护律师都能感受的到。但另一方面，新的法律实施，如果带给律师的仅是会见容易，这也未必不是新诉讼法的失败。法律的公正，本来就应当以老百姓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以前会见难，本身就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落后造成的，故，新法在这方面做些改善，并不值得律师们欢呼雀跃。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现在这么艰难。
新刑诉法缓解律师会见难 非法证据排除仍难
邢波律师转自云南法制报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下称新刑诉法)生效半年来，这“看得见的正义”情况是怎样的呢?记者采访了几位云南刑辩律师，他们对新刑诉法“体检”过后可谓感受良多。立竿见影的是，困扰刑辩律师多年的会见、阅卷、调查取证“三难”问题得到缓解，而“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特别重大贿赂案件)成了一些地方阻止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挡箭牌，也极少有律师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成功过。
持三证就能见嫌疑人
6分钟，查看三证(律师证、当事人授权委托书、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办手续、民警提人、会见，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振宇坐到了他的当事人面前。这是新刑诉法刚刚生效的2013年1月，昆明市看守所。
“很顺利，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张律师发现，只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带齐三证，办理完手续后就能非常顺利地见到当事人。而这在过去，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在过去，律师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需要先去公安机关递交手续申请会见，之后等待批准，批准后再和警方一起去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过程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且一个单位一个规矩”，有时候能不能见到，还不一定。这让律师们非常头疼。
“我们在会见当事人时，案情不能谈，仅是成了当事人家属的带话人，带句话进去，旁边还有警察看着，就是一句话，不自由。”吴英的辩护律师云南里程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建伟对此感受深刻。
当然，两位办了多年刑案和大案的律师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从2013年起，进步太大了。“今年4月去五华区看守所会见一个当事人，那个人刚被抓，我第二天就见到了，而且警方办事一点也不拖拉，很不错。”朱建伟说。
张振宇认为，在这近半年的时间，他办了好几起刑案，“昆明市辖区内的看守所不错，真正是把刑诉法落到了实处，会见不难了。”
过去提防着律师的看守所，现在没有了民警守在一旁，态度也越来越客气。朱建伟记得，过去会见当事人，大多隔着玻璃讲，“打电话打了十多分钟就断了，而且因为隔着玻璃，回音比较大，听不清，电话断了还要去申请，搞不好就只有十几分钟的会见时间”。而且有的看守所不打电话的会见室，一早就有律师排长队，“早早去了，队排到你了会见时间也结束了”。
而现在，会见时隔着铁栅栏，但会见至少不限时间了，也没有民警在一旁守着，这让律师们颇感欣慰。当然，说到看守所的设施和会见室的多少，3位律师均称，因为这是条件所限，如果看守所能增加会见室，那么律师们的办事效率肯定更高。
据公安部监管局统计，在新法实施之后，全国律师会见量猛增，每个月均达10万(人次)以上，而云南的看守所特别是昆明市辖区内的看守所，平均每天接待律师的人数也比过去多多了。
“三类案件”成了挡箭牌
虽然会见难有所改观，律师们仍然觉得问题还不少。一些看守所设置了三证之外的各种“附加条件”，比如，必须两名律师才能会见，某些工作时间不安排会见，男律师不能只身会见女犯罪嫌疑人，案件属“三类案件”不能会见等等。
张振宇把“三类案件”形容为“口袋”，什么都能装下，存在被任意解释的风险。
“部分案件说涉密，不让会见!实际上根本不涉密，就是推诿了!”师伟律师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三类案件”成了一些地方阻止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挡箭牌。在修订刑诉法时，应侦查机关的要求，刑诉法留下了一个尾巴，即“三类案件”的会见，须侦查机关的允许。
朱建伟在今年4月办了一起勐海县公安局侦破的朱某某等走私武器、弹药案，2013年1月21日朱某被拘留，他接受委托后于3月4日、4月9日两次到勐海看守所、公安局递交辩护手续、要求会见，均被拒绝。直到今天都没有会见到当事人，而该案也已经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
朱建伟说，看守所拒绝会见给了他一个铁的理由：“局领导答复，因朱某某案件涉黑，所以不准会见。”朱建伟据理力争：“你们的拘留通知书上没有写涉黑，再说涉黑案件也不属于不准会见的范围呀?”之后他得到的回复是：“此案因涉枪犯罪，又是在侦查阶段，领导不准见，我们也没办法。”
而对于走私武器、弹药这一罪名，朱建伟认为根据刑法规定，“根本就不在‘三类案件’之中，他们在偷换概念,”朱建伟说,“更何况按照刑诉法的规定，‘三类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由侦查机关许可，但你无权拒绝会见啊!”
当然，因为没有能够会见到当事人，最近，当事人家属已经解除了朱建伟的委托。“律师的委屈到哪里去诉呢?乱解释法律就是对法律的极不尊重。”
张振宇说，重大贿赂案件，何为重大，不同地方有不同解释，有的地方直接以嫌疑人行政级别作为标准，基层一个副科级干部犯罪，都有可能被认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
非法证据很少被排除
在新法实施之后，律师被逐出法庭乃至被司法拘留的现象继续出现。在新法实施后，凸显的也是诉辩关系，而导火索就在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今年备受瞩目的多起被平反错案，都是由刑讯逼供及由此产生的非法证据铸成。尽管多地宣告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出现，并有浙江叔侄杀人案这类大要案的实践，但是3位律师都认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没那么乐观。
“几乎很少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的证据进行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也极少有律师成功启动过。”朱建伟说，因为这是制度所限。刑讯逼供都是发生在看守所，但是这个机构并不独立，它隶属于公安机关，不能只向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负责。所以如果说获取刑讯逼供的取证，几乎是难上加难。
“非法证据排除在现在的法律体系下很难操作。”师伟说，对审讯监控是能有效地避免刑讯逼供的，也就是非法证据排除，但是这个似乎很难。比如对自首，取决于律师与检察院、公安的沟通，有时检察院觉得是自首，但证据材料上又不是，经常与律师是对立关系。法院不会采纳律师的辩护意见，因为自首由公安或检察院来认定，明明是传唤到案的，在证据材料中说是抓获到案。
“法官应该客观、中立、独立，检察官应主要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而公检法应该互相配合又要制约,再是亲兄弟还有个明算账的时候。”朱建伟说。
“我曾经就建议云南应该出台一个统一的规定，不能各唱各的戏，各打各的擂。”张振宇说，如今五部门将联合出台一个《规定》，公检法形成合力是好事，但他们更希望统一的标准能够细化，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