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7日讯 昨天上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莆田许金龙等4人抢劫杀人案作出再审决定。
这起发生于1994年1月的刑事案件，因完全依靠口供，没有任何实物证据，当事人均称遭刑讯逼供、卷宗中关键证人指纹与其本人指纹不符等问题疑点重重，多次被媒体报道披露。
三人曾翻供 称遭刑讯逼供
1994年1月13日晚，福建莆田市秀屿区东埔镇前范村66岁的郑金瑞在老房子里被人杀害。次日下午家人发现时，死者躺在床上，双手被捆，嘴被面粉袋堵住。案发现场共有5道房门被撬、挖开，多处被翻动过。
此后，当地警方认定联星村的蔡金森、许金龙、许玉森、张美来4名青年为犯罪嫌疑人。其中，时年21岁的蔡金森当时以补锅为生，平时走村串户，案发前曾到过前范村。其他三人案发当晚和蔡金森在一起玩耍。
1995年6月5日，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死刑，判处蔡金森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判决书显示，蔡金森等曾供述：作案后，除了现金，他们还抢劫6个金戒指，用菜刀将每个戒指剁成两块，4人各得三块。其中部分金块在赌场上输给了邻村人陈国太。
多年来，许金龙始终没有承认参与抢劫。其代理律师介绍，卷宗中看不到许金龙的口供。而蔡金森、张美来、许玉森在案件移送检察院后即翻供，称口供是在到案后在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下，按照办案人员的提示作出的虚假供述。
一审判决后，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三人上诉，蔡金森未上诉。
1999年4月4日，福建省高院改判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维持对蔡金森的一审判决。理由是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尚不属死刑立即执行之犯罪分子。
多年来，案件被告人及家属坚持申诉。2014年2月24日，福建省检察院曾向福建省高院作出再审检察建议书，认为“原判认定蔡金森、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共同抢劫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再审。
案件关键证人否认曾作证
由于疑点颇多，多年来，这起案件备受媒体及社会的关注。
张美来代理律师介绍，该案完全依靠口供，没有实物证据指向四名被告人作案，且四人口供彼此不一致，和现场勘查的客观证据也不一致。
此外，当天是腊月初二，蔡金森、许金龙等人均有不在场的证据，没有作案时间。蔡金森曾称，他当晚在叔叔家喝酒，然后又去同村的许瑞春家里玩。当晚回家后，他把新电视机按钮弄坏了，还被父亲骂。但其父亲的证言事后看并未被法院采纳。
蔡金森出狱后才从许瑞春等人处得知，警方当时并未找他们问话。
蔡金森代理律师提到，有证据显示，作为案件关键证人的陈国太当年所作的收购赃物金戒指的证言不属实，并非其本人所作。福建省检察院在再审检察建议卷中做了大量调查，并委托福建省公安厅对当时笔录指纹做了鉴定。
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对陈国太证言进行鉴定，结论是15个被鉴定指纹中，有13个非陈国太本人指纹，另外两个指纹无法鉴定。
在回答福建省检察院询问时，陈国太否认1994年9月2日在侦查机关作证，当日询问笔录不是其签字和按指印的。而这份笔录中提到，陈国太等人在西许葫芦山上玩牌，他赢了两个人的6块金器，后来又把这6块金器输给了别人。陈国太证言曾被作为指向4人有罪的最重要证据。
在福建省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证据中，还有多名曾与被告人关同一看守所的证人指向警方刑讯逼供：郑金美等人看到张美来、许玉森等人被提审后伤痕，有一次张美来是被抬回看守所的。
在会见张美来时，律师看到他的手臂、腿部有很深的坑，张美来说是当时被逼供留下的伤。他反复跟律师重复一句话：我无罪。
据媒体此前报道，案发现场的老房子已经拆掉一部分，盖起来五层高楼，但当年案发现场几间老屋，死者儿子郑乌光兄弟一直存留着。
称争取6次减刑为早日出狱上诉
多年来，该案3名被告人及家属一直未放弃申诉，另一被告人蔡金森除外。据此前报道，为了早日出狱，蔡金森放弃申诉，在监狱争取到6次减刑。
2014年8月，服刑20年的蔡金森刑满释放，其他三人仍在服刑。自一审判决后，蔡金森从未提出申诉，但出狱后，到母亲坟上祭奠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律师帮写申诉书。
蔡金森称，一段时间内，他甚至不知道福建省检察院已作出再审检察建议。出狱后，他自己不断写申诉书，然后寄给各级法院、检察院。
当初警方将蔡金森列为嫌疑人时，第一次去到家里，蔡金森并未在家。等他回来，父亲问他：你在外面做了什么?公安要来抓你。
第二天，蔡金森主动去了派出所，协助警方调查。他记得自己后来还去过两趟，第三趟是2月28日，警方认定他是抢劫杀人案嫌疑人，并让他供认同伙，他再也没能回家。当时，21岁的蔡金森刚结婚不到20天。
昨天早上，当法院工作人员把再审决定书送到他手上的时候，蔡金森说，终于要还自己清白了。
对话
坐牢20年男子：我不能替别人背黑锅
记者：刑满释放之前，有见过同案的其他三个人吗?
蔡金森(已出狱)：见过许金龙，我们俩一个楼。我说等出去后有了钱，我肯定要申诉。他说，不是你做的就一定要申诉到底，不能替别人背黑锅。
记者：但一审判决以后，你再没申诉过?
蔡金森：我家里没人，老父亲生活很苦，自身难保，没钱请律师。我关在里面又没文化，也不会写申诉状。我就在心里念着，让真凶赶紧落网吧，好还我一个清白。我在监狱劳动改造时，拼命干活，就想着早点出去，为自己申诉。服刑时申诉，我担心会影响减刑。
记者：这个判决让你很绝望?
蔡金森：特别绝望。明明不是我们做的事，为什么非让我们承认，还打人?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不相信办案人员，我当年配合调查时说，案发当晚我跟朋友喝酒，他们能证明我不在现场，但警察没去找他们，问也没问。我是出狱后见到他们才知道的。
记者：失去自由20年，支撑你熬过来的信念是什么?
蔡金森：早点出来，早点申诉。
记者：案发时你刚结婚不到一个月，如今妻子还有其他家人什么情况?
蔡金森：妻子等了六七年，每次来看我，两个人都会哭。她说还要再等我几年，但我不想让她再耗下去了，没什么希望，而她还年轻。所以就离婚了。我的母亲多年前也过世了，家里堂兄、妹妹他们来看时，谁也不敢告诉我这个消息……
记者：出狱后去见过被害人家属吗?
蔡金森：没有。到现在我连案发现场在哪儿都不知道，没去过，也不认识他们。
记者：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蔡金森：不太好，挺困难的，我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出狱一年多了，还是很不适应外面的世界，跟朋友见面也很难聊到一块儿，不知道如何讲话。这20多年来，一想起自己经历的这些，我就会偷偷哭，可又不敢哭出声音。太难了。
